【应用人类学专题之三】西方应用人类学的发展以及对中国的启示

西方应用人类学的发展以及对中国的启示

陈刚

云南财经大学社会与经济行为研究中心

2009年7月21日至31日，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IUAES）第16届大会在昆明召开，来自全球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四千多名专家学者参加大会。大会的主题为“人类、发展与文化多样性”。在五天的会期中，大会组织了20多场大会主旨发言和名家讲座、150多场学术专题会议及19场影视专题会议。这些专题会议的议题即涉及人类学/民族学传统的研究领域，如民族理论、民族关系与民族认同、宗教、文化多样性、社会变迁、语言等，也涉及应用人类学的研究范畴，如社区发展、移民安置、生态环境、医学人类学与流行病、食品与营养和紧急人类学等。与会者就大会主题和各专题会议议题开展了深入而广泛的交流，并就人类发展路径的选择、文化多样性保护等重大问题发表了《昆明宣言》，倡导和谐世界、共同繁荣与文化多样性。[1]

此次大会，从大会主题和专题会议的议题，到最后发表的宣言，都具有应用人类学的色彩。应用人类学就是用人类学知识、研究方法和理论来解决人类社会所遇到的社会问题，其研究领域包括：农业(Agriculture)、酒和麻醉品使用(Alcoholand Drug Use)、社区行动 (Community Action)、刑事诉讼和法律执行 (Criminal Justice and Law Enforcement)、文化资源管理 (Cul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设计和建筑学 (Design and Architecture) 、发展政策和实践 (Development Policies and Practices)、灾害研究 (Disaster Research)、经济发展 (Economic Development)、教育和学校 (Education and Schools)、工作和劳动 (Employment and Labor)、能源提取 (Energy Extraction)、环境 (Environment)、渔业研究 (Fisheries Research)、林产和森林 (Forestry and Forests)、老年人服务 (Geriatric Services)、政府和行政 (Government and Administration)、卫生和药品 (Health and Medicine)、住房 (Housing)、人权，种族歧视和种族屠杀 (Human Rights, Racism, and Genocide)、工业和商业 (Industry and Business)、土地使用和土地认领 (Land Use andLand Claims)、语言和行为 (Language and Action)、媒体和广播 (Media andBroadcasting)、军事 (Military)、传教 (Missions)、营养 (Nutrition)、政策制定 (PolicyMaking)、人口和人口统计 (Population and Demography)、娱乐 (Recreation)、宗教表述 (ReligiousExpression)、再定居 (Resettlement)、社会影响评估 (SocialImpact Assessment)、培训项目 (Training Programs)、城市发展 UrbanDevelopment)、水资源开发 (Water Resources Development)、野生动植物管理 (WildlifeManagement)、发展中的妇女 (Women in Development)等等。[2]

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IUAES）第16届大会的议题几乎完全覆盖应用人类学的研究领域。这证明人类学/民族学家，不仅仅研究神秘的和考古的课题或少数民族，也研究与人民大众有关的问题，如社会福利、卫生健康、环境恶化和经济危机等。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社会问题的日益增多，应用人类学的重要性也越来越突出。本文着重介绍西方应用人类学的发展过程、研究旨趣、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变化、学科定义的演变、学科要求和发展趋势。

一、西方应用人类学的发展概况

应用人类学的起源与人类学的起源同步，有些学者甚至把应用人类学的源头追溯到古典时期，指出,古希腊学者希罗多德（Herodotus） (公元前485-325)就在地中海一带为他的政府收集邻国民族的资料，以供希腊政府制定外交政策使用。[3]

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始于英国，牛津大学在19世纪80年代首先开设人类学课程。也是英国人首先认识到人类学的应用价值，并首先雇佣应用人类学家为政府工作。[4]牛津大学所开设的人类学课程就是为英国殖民地培训官员，在其课程介绍中，appliedanthropology ( 应用人类学)一词也首次被正式使用。[5]

在美国，人类学曾经被认为是美国民族局(Bureau ofAmerican Ethnology)的同义词。[6]美国民族局(BAE)成立于1879年，其主要工作是协助联邦政府处理印第安人事务。其第一任局长约翰·鲍威尔(JohnWesley Powell)认为，认识并了解印第安部落民族，有利于帮助他们走向文明社会，也解决了“文明”人在同印第安人接触过程中引发的一些问题。[7]在1902年一份给BAE的报告里，詹姆斯·穆尼(James Mooney)首先使用appliedethnology (应用民族学)一词。[8]1934年，随着罗斯福总统新政中印第安人条例的实行，美国人类学者充当了印第安人部落和美国印第安人事务局的联系人。他们考察印第安人保留地领导和政府结构，为颁布部落宪章出谋划策。[9]被誉为美国人类学之父的博厄斯(FranzBoas)，尽管本人不承认自己是应用人类学家，但他对印第安部落文化的研究可称为人类学用于政府制定政策的范例，[10]对他的学生阿尔弗雷德·克罗伯(Alfred Kroeber)、拉尔夫·林顿(Ralph Linton)、玛格丽特·米德 (Margaret Mead)和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有巨大的影响。

在西方其它国家或他们的殖民地，人类学也广泛地被政府利用。荷兰从1864起、南非联盟从1905年起、英属埃及-苏丹从1908起、比利时属地从1920起、澳大利亚所控制的新几内亚从1925年起，民族学学习成为他们外交事务培训的一部分。[11]人类学家受雇于殖民政府，人类学的知识被用于殖民地的治理。首批高校人类学系和研究机构的设立正是被应用的需要所推动、正名和组织。[12]

两次世界大战推动了应用人类学的发展。战争期间，人类学家受政府聘请收集敌国和盟国的资料，为到海外作战的士兵提供人类学基本知识培训。美国著名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估计在二战中超过95%美国人类学家被卷入战争，从事与战争有关的工作。[13]早在1940年，美国人类学家和其它社会科学家就同政府高层官员开会讨论，如果美国宣战怎样才能维持国民士气等问题。[14]珍珠港事件后，玛格丽特·米德受聘负责领导国家研究会下属的饮食习惯委员会。她所领导的小组为政府制定紧急状况下食品和食品定量配给计划出谋划策，评估美国公众对援助盟国的态度，研究敌国的国情等等。玛格丽特·米德还研究驻扎在英国的一百多万美国士兵给英国所带来的社会影响，重点研究美国士兵的价值观和英国平民及军人的价值观的冲突，为改善与盟国的关系献计献策。[15]美国人类学家受政府战争再安置部的委托，调查西海岸日本人强制收容所引发的问题。随着战势的进展，美国政府到大学设立研究机构，雇用人类学家来教育政府工作人员和军人如何应对解放区的德国人或日本人。[16]

1941年，为满足对应用人类学的需求，玛格丽特·米德和鲁思·本尼迪克特等人成立了应用人类学学会(Society for Applied Anthropology)。1943年，史密森社会人类学会(theSmithsonian Institute of Social Anthropology)建立，发起了几个研究项目。其中，乔治·福斯特(George Foster) 领导的研究项目所采用的方法为医学人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7]

二战后，很多人类学家回到大学校园。学院人类学(academicanthropology)进入繁荣期，但应用人类学并没有凋零。在太平洋美国的托管地，人类学家受聘研究再安置、经济恶化、住房等方面的问题。[18]美国开始实施“开发落后地区”的“第四点计划”（Point FourProgram)，吸纳应用人类学家用他们知识和技能从事国际发展、国际援助和评估美国外交政策方面的工作。[19]

从60年代末起，学校的教学工作已无法吸收全部人类学博士毕业生，许多毕业生不得不去学校外寻找就业机会。一些毕业生进入政府部门、国际机构、私营企业或非盈利组织机构工作。一些毕业生虽受学校雇佣，但却从事非教学工作，用他们所学的知识去解决实际问题。另一些学生认识到拥有第二个研究生学位的重要性，继续在学校攻读公共卫生、社会工作或城市规划等专业硕士学位，提高他们从事跨学科工作的能力。美国人类学学会对博士毕业生作过一个调查，非学校工作在1986年达到顶峰，占51%。到90年代初，三分之一的毕业生从事非学校工作，而这个趋势还在继续发展。[20]

20世纪末叶，随着多国公司和全球经济的兴起，给应用人类学家提供更多就业机会。人类学家用其专业知识为雇主服务，他们工作重点不再是研究某一文化，而是用他们所掌握的人类学知识和方法去满足雇主的特殊要求，如帮雇主了解工作场所或劳动组织等情况，调查市场和顾客的需求。在这一时期，很多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食品和农业组织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雇用人类学家从事不同的工作，包括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社会需求的评估和项目的社会影响调查等工作。这些在国际组织或公司工作的应用人类学家为应用人类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二、西方应用人类学最新发展动向

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初，美国人类学者拉里·奈洛尔(LarryL. Naylor)曾从四个方面讨论了美国应用人类学的实践方式：1）咨询方式（ConsultativeApproach）。人类学者是处理和解决实际问题的顾问、评估专家和独立研究员，起“跨文化中间人”、“翻译”、“研究项目组织者”的作用；2）研究和发展方式(Research and DevelopmentApproach)。该方法把人类学者和行政官员的角色结合在一起，人类学者除发挥通常研究员的作用外，还获有权力干预社区的发展。经典案例是美国康奈尔大学1951开始的维柯斯计划(Vicos Project)；3）行动方式（Action Approach），也被称为参与式干预或行动人类学。强调研究与行动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从干预中学习；4）索赔诉讼方式（Claims Litigation Approach）。通过研究，为政府或印第安部落的诉讼，出庭作证, 直接或间接改变政府的政策。[21]

进入21世纪后，世界经济日益全球化，更使对以实地研究为基础的应用人类学的需求加大，为应用人类学家提供了更多环境中新的工作机会。与此同时，世界上也出现与全球化相悖的发展趋势，如地方主义、民族沙文主义和仇恨外国人的复苏，这极大地挑战了“国家”的统一和权威，破碎了阶级、性别、性、族群、种族和民族等文化景象。这也给应用人类学家提供了机遇和挑战，使其对传统的研究对象进行重新评估，开发新的研究方法，与更广泛的群众对话。[22]应用人类学涉及的领域得到广泛扩张，从国内到国外，从城里到农村，从政府机构到私营企业，从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都能见到应用人类学家的身影。此时，全球范围内，人类学的应用或实践呈现三个特征：1）重心向当代问题主导的跨学科研究转移；2）参与式和合作式的方法；3）更侧重政策制定和政治影响的研究。[23]

2008年，美国人类学者萨蒂什·南比亚(Satish Kedia)撰文分析推动应用人类学发展因素，指出外部力量(特别是经济、政治、人口变化、特大自然灾害和艾滋病等)的转变所带来的问题，给人类学家制造了新的工作环境和就业机会。同时，人类学内部的变化（如与其它社会科学互补和与研究对象关系的变化），巨大地改变了人类学家研究人类状况的传统方法。[24]针对应用人类学在新世纪的发展趋势，约翰·凡·威利根（John vanWilligen）和南比亚总结了如下：

1．人口变化影响人类学家就业的机会。战争、移民和全球化引起人口的变化，也给应用人类学的发展带来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生育高峰期出身的人们现正进入退休年龄，老龄问题研究正成为应用人类学的研究热门。美国的移民浪潮使应用人类学家关注移民或少数民族社区的问题。全球化促使大型公司和国际援助组织同时在多个国家里运作，因而需要能了解多种文化、社会和经济的人才。这些人口的变化促使应用人类学的发展，给人类学家提供新的工作岗位和研究课题。

2．创造性地适应新的工作环境。应用人类学家创造性地面对新的工作环境带来的挑战，探索新的知识和研究方法，如社会发展项目和政策评估工作。面对市场需求，应用人类学家把理论、分析和问题处理结合在一起，争取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正面影响。应用工作要求人类学家同他人合作，成为包含来自不同学科的科学家、官员和社区人士的研究小组中的一员，共同分享研究资料；还要求人类学家拥有使用其它学科技术能力，并能用新的方式把研究发现传播给新的观众。

3．应用工作中的跨学科交流。在当今世界，跨学科交流活动日益增多。人类学在影响其它学科的同时，也深受其它学科的影响。人类学最大的变化是引入了一些快速省时的资料收集方法，如快速评估法(rapidassessment procedures) 和焦点小组访谈(focus groups)。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和对文化的理解也被其它学科广泛引用。为了有效地同其它学科合作，应用人类学家需要掌握不同学科的方法和技术术语，并肩负着向其它学科显示人类学家在不同的研究课题中能做何种具体贡献的责任。

4．与研究对象的变化关系。在应用人类学的发展过程中，人类学家和他们的研究对象间的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类学是欧洲殖民主义的产物，曾是殖民主义用来控制和统治它的臣民的工具。二战后，这种权力关系发生了变化，应用人类学家现通过合作或参与的方式同研究对象一道工作，分享彼此的技能和知识，从而使人类学家的研究目标和他们所研究的社区和个人的目标相吻合。为此目的，人类学家帮助增加个人的权力，辅助自然产生的社区领导，使研究对象从研究客体转变为有控制权的主体。应用人类学家强调其自身文化体系与研究对象文化体系间的平等性，扮演文化中介人(或称为文化共同协调人，co-culturemediators)的角色。

5．应用工作对基础人类学的贡献。应用人类学的研究课题和方法在人类学界曾被怀疑和边缘化，但它现在已成为人类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在学校工作的人类学家相比，应用人类学家写作和出版文章较少，这是限制应用人类学在人类学界发挥影响的一个因素。其原因是他们常常没有时间或没有压力：他们的很多作品为私人所有或为保密性文件，不适合公众使用或出版；杂志的编辑或评委也常常认为应用人类学家的文章是非学院性的，拒绝采用。现在，有专门的杂志刊登应用人类学家文章，如«人类组织»(HumanOrganization)和«人类学实践» (Practicing Anthropology)等期刊。近年来，互联网站发表应用人类学文章，极大地增加了转播和显现应用人类学的机会。[25]

凡·威利根和南比亚进一步指出这些发展趋势，显示出应用人类学已成为一综合性学科，它汇集不同学科的知识、理论和方法，来处理人类在不同的环境中面对的问题和挑战。但应用人类学仍然保持了传统人类学最核心的理论和方法，包括强调地方知识的重要性、深入分析所研究问题的内部结构、关心环境和文化以及国计民生的可持续性发展等等。[26]詹姆斯·皮博思（James Peoples）和加里克·贝利（Garrick Bailey）也指出应用人类学保持了人类学世界观中5个重要元素，即关注小型社区、坚持详细了解现存的资料、关注文化的不同处、欣赏不同看法、承认制度的复杂性。[27]应用人类学的未来应该建立在发展不同领域的理论和实际工作方法、并使其与解决社会问题相联系上。应用人类学家在今天和将来，必须承认研究对象的伙伴关系地位；必须在紧缩的研究计划内工作；必须用后现代术语（postmodern terms）和当代哲学前提(contemporaryphilosophical premises)来设计研究计划。[28]这对应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提出了挑战。

三、西方应用人类学研究方法的变化

应用人类学是一门解决问题的实用科学，它的研究课题、课题的范围和所需的时间往往不是由应用人类学家在办公室或实验室决定，而是由雇主需求来定。应用人类学这一特性使得应用人类学家必须掌握各种不同的研究方法，他们比其它人类学家更多使用定量方法和其它高科技方法(如地理信息系统GIS)来收集资料。应用人类学研究课题常常跨学科、跨专业，应用人类学家常和其它学科的专家学者合作，采用其它学科的研究方法。

人类学最主要的研究方法是民族志(Ethnography)。它是人类学家通过田野调查，对特定的民族文化作系统的描述和分析的方法。田野工作要求人类学家学会当地的语言，掌握采访、参与观察(participantobservation)和收集并分析现存资料的能力。传统上，民族志需要成年累月地观察和收集资料才能完成。但应用人类学的研究课题常常要求在短时间内完成，这使得许多应用人类学家不得不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作研究。他们研究的对象往往是主流群体或主流文化，他们之间无语言障碍，且比较熟悉研究对象所在的社区和生活方式。另外，不同于经典民族志方法，应用人类学家不会对所研究群体或社区作全面的了解(holisticview)，他们只需把精力集中在预定好的问题上。应用人类学家还定期到研究点采访，观察变化，监督研究项目的进程，随时进行参与观察研究对象的活动。

20世纪70年代推出了一些快速研究法，最常用的是快速人类学评估法(rapidanthropological assessment)或称为快速评估法(rapid assessmentprocedures)。快速评估法通常是由不同学科或不同专业的研究人员共同合作来完成，常常还需要研究对象的积极参与。令人类学家感兴趣的是快速评估法主要依靠定性手法收集材料，很多方法和手段类似或等同民族志田野调查方法。更重要的是采用快速评估法，当地的价值观和对现实的认识得到重视。[29]快速评估法收集材料的方式包括直接观察、参与观察、半结构式访谈(semi-structuredinterview)、小组采访(group interview)、焦点小组访谈(focus groups)、绘图(mapping)、空中摄影(aerialphotographs)、小组散步(group walks)、图表、量化、小组阅读卫星图像、模拟游戏、角色演出、快速侦测术(sondeotechniques)、小队调查(small team investigations)、连锁采访中虚拟选择主要信息(imaginativeselection of key information as in chain-interviews)、研究对象的自我评估(subjects’self-assessments)、自我定义(self-definition)、决策制定模型(decision-makingmodeling)、分类与排序(sorting and ranking)、社会网路分析(socialnetwork analysis)和民族绘图（ethnocartography）等等。[30]

应用人类学研究中，焦点小组访谈(focus groupsinterviewing)常取代民族志的深入采访(in-depth interviewing)，以便快速经济地收集材料。用焦点小组访谈，研究人员能够在短时间里得到不同的人对同一个问题的反馈。焦点访谈小组一般由6至12名拥有共同地位、兴趣、特征或对某事相同认识的人组成，在采访人的指导下，他们讨论某一或某些问题。因为他们的经历或因为他们所掌握的知识，他们对这些问题相当了解，可以从容参加讨论，分享意见。焦点小组访谈被广泛用于帮助从调查人的反馈来制定假设、帮助评估不同研究场所和对象、帮助为以后进行普查或采访设计问题、帮助对以前的研究结果征求意见。[31]尽管焦点小组访谈能在短时间内收集大量资料，但它也有缺陷。小组讨论所在的环境和其它因素，如男女混合组、不同的教育水平、不同的场地布景或不同的时间，都能影响讨论结果。采访人的能力也会很大地影响焦点小组访谈结果。

另一个重要的应用人类学研究方法是参与行动研究(participatoryaction research 或PAR)，它要求研究人员和社区或群体合作，立足采取集体行动为社区或群体成员谋利益。所有人员共同努力开展分析、教育或调查活动，以促使采取措施改变现状。[32]参与行动研究项目所需时间较长，目前流行于北美洲和世界其它发达国家和地区，特别广泛用于自下而上的政策制定项目，如社区发展、社会工作、公共卫生、教育和幼儿看护等方面。参与行动研究的倡导者和最受项目影响的人们，对分析他们的现实状况和采取行动改变他们的状况上最有发言权，他们甚至提倡应鼓励社会边缘化、穷困和被剥削的人们，自己开展研究，以制定自己的政策。[33]类似的研究方法还有快速农村评估法（rural rapidappraisal 或RRA）、参与研究式评估法（participatory researchappraisal 或 PRA）。

多方检证（triangulation）法，强调综合定量和定性法的基本原理。该方法广泛用于社会科学中，指的是用几个不同方法得出的结果来验证研究结果的可靠性，还常综合几种方法来收集资料和信息。尽管多方检证能综合使用定性方法(如参与观察法、焦点小组访谈和个人采访)或定量方法(如人口普查、问卷式调查和成绩测试)，但常见和有效的是综合几个定量和定性的方法。它们可以互相补充，比独立使用其它方法能发挥更大的作用。[34]因此，应用人类学研究越来越多地采用定量方法同传统的定性法相结合的方式。

四、西方应用人类学研究内容的最新动向

回顾和总结所发表过的与应用人类学相关的最新研究结果，我们能看出应用人类学研究主题的最新动向。美国人类学者梅利莎·倢克（Melissa Checker）找出了2008年主流媒体（电子版、印刷版或录音版）出版发表的与应用人类学相关的学术论着，发现其数量非常庞大。根据与当年人类社会面临的最紧迫问题的关系，她把2008年应用人类学研究论着归纳为六大主题：[35]  

1.    战争与和平。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一些人类学家参加美国国防部资助

项目，这在美国人类学界引起争议。美国人类学协会于2007年10月发表声明，不赞成参加军方项目，一些人类学家在报纸、杂志和电台上发表自己的看法。这场争辩也引起人类学者对与军事相关的研究的兴趣，如复员军人健康问题研究、战区人道主义援助和重建研究、维和部队情况介绍等，推动人类学对种族的大屠杀（genocide）的研究，促使许多学校开设“冲突和危机人类学”或类似的课程。2008年出版的同战争与和平直接相关的人类学论着有：“核战争重大危害：朗格拉普报告”（The Consequential Dangersof Nuclear War: The Rongelap Report）（Johnston & Barker 2008）、“发动战争、缔结和平：赔偿和人权”（Waging War, Making Peace:Reparations and Human Rights (Johnston & Slyomovics 2008)、“人类学的情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人类学的应用和忽略”（AnthropologicalIntelligence: The Deployment and Neglect of American Anthropology in the SecondWorld War）(Price 2008)。

2.    气候变化。人类学家一直关注当前气候变化危机，并努力寻求解决办法。苏珊·克

勒特（Susan Crate）在《当代人类学》（CurrentAnthropology）发表文章，指出人类学气候变化研究的方法是以行动为主导，首先构建全球气候变化对当地影响的文化模式，然后用西方科学知识来填补空缺，最后传播所获信息，并用它来开发适应措施、政策建议和倡导计划。2008年发表的有影响的论着有：“人类学与气候变化：从遭遇到行动”（Anthropology and ClimateChange: From Encounters to Actions）(Crate & Nuttal 2009)、“全球变暖和健康政治生态学：出现的危机和系统解决方法”（Global Warming and thePolitical Ecology of Health: Emerging Crises and Systemic Solutions）(Baer & Singer 2008)。人类学关注的重点是全球气候变化的人文因素。  

3.   自然、工业和发展引发的灾害恢复。在2008年，人类学家记录了许多社区同气候、

工业和发展引发的灾害作抗争、被逼迁移和被荒废的事，给政府推荐加强这些社区今后抗灾的能力的措施。保罗·哈那（Paul Hanna）描述哈那飓风给海地岛造成的恐怖灾害，激情呼吁国际援助。倢里·莱文（Cheryl Levine）和格雷戈里·布顿(Gregory Button)研究卡特里娜飓风后，当地或移居他乡的灾民恢复情况。布顿还在CNN电视台和其它新闻电台，讨论他２０年来对埃克森公司瓦尔迪兹石油泄漏(Exxon Valdez oil spill)对当地社区影响的研究。大卫·麦克道威尔（David McDowell）和塞耶·斯卡德（Thayer Schudder）为世界银行评审老挝一个水力发电计划，找出了该计划在环境和社会减灾方面的许多缺陷，提出改进建议，世界银行迅速对许多建议作了回应。    

4.    人权。2008年夏天，粮食价格急剧上扬，因粮食而引起的骚乱迅速增加，这让全世

界都关注粮食主权（food sovereignty）问题。六月，琼·满奇尔（Joan Mencher）在网络杂志《反击》（Counterpunch）上，发表标题为“吃饭的人权”（Human Right to Eat），提出长远解决粮食危机的方案，倡导自给自足和自主性。詹姆斯·伊苟（James Igoe）和希安·沙利文（Sian Sullivan）举办把粮食主权看成是人权问题的研讨会，参会者创建网络论坛，主题为“从粮食主权的视角重新思考保护问题”，强调保护计划中的人权问题。同样在2008年，医学人类学家研究人体器官走私、艾滋病医治等方面的人权问题（Scheper-Hughes 2008，Paul Farmer 2008）。

5.    健康状况的差距（HealthDisparities）。一些医学人类学家采取公共干预措施，来应

对各种健康危机和差距。例如，哈弗大学的丹尼尔·霍尔珀林（DanielHalperin）和其同事在科学杂志（Science）发表文章，阐述他们在防治艾滋病上的新发现（Potts et al.2008）。2007年底，美国《时代杂志》（Time Magazine）曾把霍尔珀林在HIV男性包皮切割和HIV传播方面的研究列为当代最高医学突破。邦尼·贝德（Bonnie Bade）和莎拉·霍顿（Sarah B. Horton）在《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刊登的一篇文章中，讨论加利福尼亚州非法移民的健康问题（Sack 2008）。查尔斯·布里格斯（CharlesBriggs）在委内瑞拉的瓦劳帮助辨认和追踪一种未知的新疾病，该疾病正毁灭当地小型社区（BBC News 2008）。生育和妇幼健康问题是人类学家关注点。桑德拉·雷恩（Sandra Lane）发表专著，总结其在美国纽约州锡拉丘兹（Syracuse）对婴儿死亡进行的12年研究。玛西娅·英霍（Marcia Inhorn）在《新闻周刊》（Newsweek）上讨论不育症（infertility）给全球妇女带来的身体和社会影响（Springen 2008）。海伦·费希尔（Helen Fisher）在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上谈论美国妇女把生育推迟到30多岁或更大年龄面对的生物和文化间压力。

6.    美国种族理解、政治和平等。调查种族不平等仍然是最让人类学家受人尊敬的工作。

在2008年，人类学家寻求新的和创新的方法，在公共场所推动种族理解。美国人类学协会在美国几大城市巡回展出的种族项目获得美国博物馆协会2008年优秀展出奖。该项目从三个方面（历史、科学和生活经历）展现美国社会的种族和人的差异。讨论种族和种族关系的论著有《种族主义偏执狂：政治正确的无意识的结果》（Racial Paranoia: TheUnintended Consequences of Political Correctness）（John Jackson 2008）；《拉美人旋转：公共形象和种族的洗白》（Latino Spin : Public Imageand the Whitewashing of Race）（Arlene Davila 2008）。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也是一些人类学家的研究课题。例如，林达·巴希（Linda Basch）在《赫芬顿邮报》网站上发文，从人类学视角来看选举中常常被忽略的问题（如性别平等和贫困）；珍妮·杰克逊（Jennifer Jackson）在受《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U.S. News and World Report）采访时，分析奥巴马的演讲策略（Garber 2008）。

五、西方应用人类学学科界定的新动向

在西方人类学界，应用人类学的学科界定一直存在较大的争论，其称谓就先后有“应用人类学”（appliedanthropology）、“实践人类学”（practical or practicing anthropology）、“行动中的人类学”(anthropologyin action)、“行动人类学”(action anthropology)、人类学工程学(anthropologicalengineering)、发展人类学(development anthropology)等等。[36]

应用人类学的名字最早出现在19世纪80年代的英国，但其在人类学界的地位是随1941年鲁思·本尼迪克特和玛格丽特·米德等人建立应用人类学学会（Society forApplied Anthropology）而确立的。实践人类学的名字来源于马林诺夫斯基1929年以“Practical Anthropology”（实践人类学）为题目做的讲演，但直到20世纪70年代，实践人类学才迅速成长起来，美国人类学协会1983年成立全国人类学实践协会（NationalAssociation for the Practice of Anthropology），支持和推动实践人类学家的工作。1978年应用人类学学会出版杂志《实践人类学》（PracticingAnthropology）前，实践人类学一词并不常用。应用人类学和实践人类学是否有区别存在争议，因为两者都是用人类学的方法去研究社会问题，通过影响政策和实践，推动社会变迁。有学者认为两者没有区别，可以互用；有学者认为实践比应用包括的范围更广，因为它包含所有非学院人类学工作；有学者则认为实践人类学是应用人类学的一个部分；有学者主张应用人类学主要关心创造能对他人有用的知识，而实践人类学是在社会科学调查外，直接从事干预工作，让他们的知识和技能有用和容易得到。可见，对两者的区别，没有统一答案。但应用人类学学会和全国人类学实践协会的会员相互重叠，常常一起工作，说明两者间的区别很模糊。[37]美国在2000年2月，成立了实践和应用人类学项目联合会(The Consortium ofPracticing and Applied Anthropology Programs)，对所有开设应用和实践人类学教育课程的学校开放，推动应用人类学的学生、教师和从业者的教育和培训工作。

除名字有争议外，应用人类学在人类学中的学科地位也长期存在争论。多年来，“纯”（pure）和“应用”(applied) 、“实践”(practice)和“学院”(academia)、“实践”（practical）和“理论”（theoretical）是争论的焦点。有学者认为应用人类学“根本不是人类学”；[38]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应用人类学应该被看成人类学的第5个分支，同其它4个分支享有同等的地位；[39]还有些学者不承认“纯”和“应用”人类学的区别，认为应用人类学是包括在纯人类学中，没有必要划分出“应用人类学”，[40]或认为全球化的结果形成一种新的全球人类学模式，模糊（但没有消灭）学院（“纯”）和非学院人类学实践的区别。[41]

玛丽埃塔·巴坝（Marieta L.Baba）和卡洛琳·希尔（Carole E. Hill）在其文章“‘应用人类学’是什么？：全球实践的遭遇”中，详细讲述了“纯”理论和“应用”人类学如何在英国和美国分离。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英国的人类学家没有其它资助来源，他们努力说服殖民官员为其田野工作提供经费。马林诺夫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曾大力推广人类学的实用价值，提倡民族志成为处理殖民地问题的工具。但当时，人类学家主要目的是为获取研究经费做推销，一旦钱到手，人类学家很可能继续从事基础研究调查，认为殖民政府能够从他们的研究中找到所需信息。正是殖民时期英国人类学的这种实践，导致人类学知识生产中出现两层模式（two-tier model）的结构, 该模式为后来理论和实践分离提供了基础。两层模式的第一层留给独立的“纯”理论，第二层是给短期衍生的“应用”研究。理论家被殖民主义者排斥在第二层外，而在第二层工作的人类学者也不能选择到第一层工作。在英国殖民时期，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是矛盾的。人类学所处的环境是完全实用主义的，至少政府需要那些仿佛在认真仔细地做研究的知识分子，为其殖民地发展和福利政策提供面具。同时，学院人类学一直在争取成为不同于殖民官员、传教士和旅游者的独立自主的职业。随着大英帝国殖民地的瓦解，应用人类学在政治上失宠，而学院人类学不再使用应用名字。理论和实践分离，人类学学科越来越边缘化，失去实用价值。

美国在殖民时期和二战时期，没有“纯”和“应用”人类学的明确区分。学院职位很少，理论人类学不发达，多数人类学者没有能让他们到国外做田野调查的资金，而是受美国政府雇佣做与管理内部殖民地（印第安社区）相关的应用工作。在美国，最早使用“应用人类学”名字的印第安事务办公室，它在30年代成立了一个应用人类学小组，研究印第安人保留地资源退化问题。当时，美国人类学被称呼为能为美国土著政策做贡献的实用学科，尽管人类学者的许多工作是描述性的，对政策制定影响较小。但愿意从事当代美国社会问题研究，参与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对整个人类学都有影响。1941年5月，一群知名学者，如格列高里·贝特森(GregoryBateson), 鲁思·本尼迪克特, 玛格丽特·米德等，在哈佛成立应用人类学学会（Society for Applied Anthropology），利用人类学的知识去解决社会问题，使科学和实用、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二战后，美国成为一个经济、政治和军事超级大国，美国人类学者带头使应用人类学制度化。随之，“纯”和“应用”人类学在美国出现分裂。导致分裂的主要因素是：1）在上个世纪五十和六十年代，美国大学数量和规模急剧增加，对“纯”（学院）人类学的需求暴涨，理论发展空前高涨，理论人类学的地位随之上升； 2）到六十和七十年代，美国许多社会科学家认识到他们的研究无法完全客观和价值中立，他们发现干预另一个人的文化而同时保持对其他人的责任的道德标准充满了矛盾。美国人类学界把“纯”人类学立为首选，把应用或实践人类学打入危险、可疑和“不道德”的另类，普遍认为“真正”的人类学家做民族志田野工作，必须离开自己的文化和语言环境，在学术、道德和政治上歧视受政府或国际援助组织雇佣的人类学者。应用人类学在美国被当成“二类”（second-rate）对待，甚至认为不配拥有人类学者的称号；3）到七十和八十年代，美国大学工作市场萎缩，许多新毕业的人类学博士找不到学院工作。同时，美国国内和国际形势的变化（如新的联邦立法增加了对人类学专长的需求，国际“发展”政策的确立，资本主义寻求新的海外市场），应用人类学的市场需求在逐步增加，这使应用人类学的定义发生微妙的变化。这三个因素相互作用，重新建构了美国的应用人类学。从而使美国应用人类学学会的缔造者们的理想无法实现，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无法成为解决现实问题的合作伙伴，在英国最先出现的人类学理论和实践的分离，也在美国发生。[42]

美国应用人类学的学术地位在二战后跌入谷底，到八十年代初才出现改观，其标志是美国人类学协会在1983年成立全国人类学实践协会（NationalAssociation for the Practice of Anthropology）。九十年代中期后，尽管理论与实践关系的争论还在继续，但已失去势头和斗争成就的感觉，越来越多的人类学者放弃争辩，在学院研究和实际干预间，寻求中间地位。在这过程中，起连接作用的中间地位跨越和滋润学院理论和应用实践，为人类学提供新的视角、研究题目和批判性的调解。[43]

到上个世纪末，人类学在处理人类社会面临的一些问题上的作用得到肯定，人类学家在学校外的岗位上的工作受到重视。应用和实践人类学很明显地融入人类学学科主流中。[44]美国人类学系，如华盛顿大学人类学系，认定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的社会意义是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研究生的博士论文涉及的主题，在20年前会被看成是“应用”的，而现在却被很平常地辨认为主流社会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内容。[45]今天应用人类学与学院人类学的区别，比过去50年间的任何时候，更难以看见或更无意义。[46]多年前，乔治·福斯特正确地预测应用人类

学的发展，预计它将来会获得“发展成熟的分支学科”的地位。[47]应用人类学分支学科地位，在美国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类学家的认同。

六、西方应用人类学学科要求的变化

应用人类学的最新发展，对人类学人才的培养和学科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传统上，一位合格的人类学家必须拥有仔细记录、关注细节、阅读分析、很快适应陌生环境、批判性思维等能力。当代应用人类学研究的跨学科和重参与的特性和应用人类学家、他们的雇主和他们做研究的社区间的关系，要求人类学家除拥有传统技能外，还必须培养外交、合作、口语和书写能力，学习其他相关学科的基础知识，这样才能确保与其他学科的专家学者、各级政府官员、公司经理和普通平民百姓交流与沟通，使项目能顺利完成。应用人类学研究项目时间短和任务重的特征，使人类学家必须掌握定量的研究方法，拥有设计、收集和统计分析问卷的能力。此外，应用人类学家应该参加专业学术组织，出席学术会议，并在会上宣读论文，以树立他们在应用人类学领域的地位，跟上本学科领域的最新发展。[48]

亚历山大·埃文（Alexander Ervin）在其新版“应用人类学：当代实践的方法与理论”书中，用了一章来谈论应用人类学家需要的技能，包括：灵活性(flexibility)、适应性(adaptability)、合作能力(coping skills)、社交能力(social skills)、足智多谋（resourcefulness）、认识自身偏见(knowing one’s biases)、侧面思维和创新思考的能力（the capacity for “lateral”or innovative thinking）、关注社会正义和献身公共服务（focus on social justice and a commitment to publicservice）、交流、解释、调解和当中间人（communication,interpretation, mediation, and being a broker）、了解复杂社会的组织和其影响（knowledge of organizationsand influence in complex societies）、建立在牢固和多样的基础上的方法技能（firm and variedfoundations in methodological skills）、广泛的社会科学理论基础（broad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in the social sciences）、地域或文化区域的专长（specialization in regionsor cultural areas）、获取第二专业领域的技术知识（developing technical knowledge in a second domain）、成为关注政策的通用性应用社会科学家（becoming a generalizedapplied social scientist with a focus on policy)、创造新的研究领域（creating new niches）。[49]

面对技能要求变化，西方大学里人类学系也开发出新的课程，培养新一代应用人类学家。新的课程与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培养学生去使用人类学的模式不一样，上一代应用人类学者接受普通人类学的研究生课程，当时认为人类学传统的观察力和技能就能满足人类学实践的需要。而新的课程设置的依据，是认为有效的人类学实践需要特殊的知识和技能。许多课程是专门为培养学生在学校外工作开设。[50]

美国实践和应用人类学项目联合会(The Consortium ofPracticing and Applied Anthropology Programs)在其网站上登载有1995年制定的实践人类学培训课指南，指南分七个部分：1）研究机构指南；2）课程指南；3）实习指南；4）学生评估指南；5）教师员工指南；6）设备指南；7）项目描述指南。[51]课程指南鼓励为不同学生和不同的计划开设不同的课程，明确指出应用人类学培训是通过课程、辅导、实践经历（如实习）和论文来完成。应用人类学教学的内容应包括五个方面：研究方法（包括研究设计、资料收集和分析、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人类学理论（包括人类学理论史和各种具体理论范畴，如文化生态学、组织行为学、经济人类学、性别研究等）、相关连领域（如教育、商业、医学、环境、农学等）、专业实践（包括职业道德实践、实践人类学者工作场所的性质、知识理论的应用、与委托人和资助人的交流、研究和行动的预备方案、人类学应用和实践史、人类学实践的法律环境等）、实习课、实习和/或论文设计。实习指南强调实践经历应从头到尾贯穿学生整个学习计划中。所有学生在培训期间，应有实质性的实践经历，需要到应用人类学者会遇到的问题的领域内进行正规实习，应有负责履行主要职业职能的机会。实习应安排在学生完成一些课程后和获得学位前，应该与培训目标紧密相连，应促使学生进一步发展职业人类学家的知识、技能、敏感性和利用人类学的知识和技能去帮助解决问题的能力。实习时间的长短应与它的教学作用相应，实习计划的行政支持应当充分和稳定，应该有实习运作的经费预算。在实习前、实习期间和实习后，应该与实习生和实习接待单位人事官员联系，以安排、监督和评估实习。应该仔细挑选实习地，避免到与职业道德相冲突的场所实习。与社区成员、组织或公司人事官员和其他学科人员的合作工作应该是实习的一部分，学生今后将会同这些人打交道。学生应汇报实习进展，实习结束提交书面实习报告或论文，对实习经历作评估，应保存学生的实习记录（包括学生的工作、评估材料等）。

尽管该培训指南制定于1995年, 迄今仍是美国大学人类学系制定应用人类学专业计划的重要指南。以马里兰大学（University of Maryland）人类学系为例，该系成立于1974年，1984年开始招收应用人类学硕士生，2007年开始招收应用人类学博士生，是全美公认的最优秀的应用人类学专业之一。其研究生项目介绍明确指出本系的重点是应用人类学，立志于开发和应用人类学知识、理论和方法来为解决人类问题、决策制定和在不同职业环境中实践人类学服务。传统的四个人类学分支学科（考古、体质、文化和社会、语言人类学）为该系教学和研究提供理论和应用基础。该系师生重点研究领域为环境人类学（anthropology ofenvironment）,健康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health）, 和遗产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heritage），但学生也可选择研究农业发展、自然资源管理、旅游和遗产开发、社区发展、文化和环境保护、发展与文化和性别问题等领域。该系应用人类学硕士研究生必须完成42学分的课程（其中18个学分为核心基础课）和12个学分的实习课。实习计划必须得到学术指导委员会的批准，必须在系学术讨论会上陈述实习结果，才能毕业。该系指定的核心基础课是应用人类学、应用人类学定性研究方法、社会/文化理论的发展、最新应用体质人类学理论和实践、应用人类学量化和统计、有关人类过去的人类学理论。实习课分为实习准备（3个学分）、实习实践（6个学分）和实习分析（3个学分）。该系设有田野学校（field schools）和文化资源管理夏季学院（SummerInstitute in Cul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供学生选择实习。在完成基础课和实习课后，该系鼓励学生到其他系去选修与自己专长相关的课程。[52]

七、结语

本文讨论了西方应用人类学发展历程和最新发展动向，并从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学科界定和学科要求方面，探讨了西方应用人类学的新变化。时代进入21世纪，全球化进展加快，给世界各国（包括西方国家）带来急剧的社会经济文化变化，产生许多新的社会问题，为应用人类学提供了广阔的用武之地，应用人类学在西方得到快速发展，其学科地位得到承认，许多新版人类学教科书（如Peoples 和Bailey所编“人类：文化人类学导论”）把应用人类学列为人类学的第5个分支学科。据统计，美国现有40所大学授应用人类学学位，从学士到博士,[53]十余个应用人类学组织，如人类学学学会（Society forApplied Anthropology）、全国实践人类学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Practice of Anthropology）、实践、应用和公共利益人类学委员会（Committee onPracticing, Applied, and Public Interest Anthropology）、实践和应用人类项目学联合会(The Consortium ofPracticing and Applied Anthropology Programs)、华盛顿职业人类者学协会（Washington Association of Professional Anthropologists）等（The Consortium of Practicing andApplied Anthropology Programs 2010）。[54]它们每年举办学术会议，交流研究成果，探讨应用人类学面临的问题。有西方学者认为，当今世界比从前任何时候，都需要人类学家走出学校，把人类学知识带给学校外的公众，并影响公共政策。[55]

纵观西方应用人类学过去100多年的历史，可以看出它经历了为殖民统治效力、为国家政府及国际组织服务到关注国计民生的过程。概言之，西方应用人类学近年来最大的变化有四点。其一，它已成为一门综合性学科，强调多学科的合作来研究人类面临的社会问题；其二，应用人类学家与被研究者关系发生变化，从价值中立的旁观者，到价值介入的行动者，到平等伙伴关系的文化中介人；其三，努力寻求在理论上的突破，强调理论、实践和应用的结合，为基础人类学研究作出了贡献；其四是研究领域扩大，研究内容覆盖了人类社会方方面面，研究地域多种多样，从农村到城市，从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这些变化充分体现应用人类学在西方校园内和社会上的作用日益增大，其学术地位将得到进一步加强。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西方应用人类学的快速发展，值得我国人类学民族学界借鉴。我国改革三十多年来，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的生活得到巨大提高，社会和文化发生急剧变化，从农村到城市，从沿海到内地，都出现许多社会问题。另外，全球化产生新的国际地缘政治格局，给我国边疆安全带来巨大压力，边疆民族社区可持续发展关系到我国边境安全。这些都急需大量应用人类学者去做深入的研究，帮助政府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我国高校至今没有应用人类学专业，没有应用人类学专业硕士学位，甚至没有完整的应用人类学教学计划、职业道德标准，严重与国际人类学最新发展脱轨。我们应迎头赶上，建立应用人类学体系（包括应用人类学专业和学位点、学生培养计划、全国性和区域性学术组织等），中国的人类学才能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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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及作者简介：

《应用人类学最新发展和在中国的实践文集》

作者： 陈刚 著

出版社： 民族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07-01

作者简介：陈刚

      陈刚博士，1983年7月兰州大学外语系本科毕业，1993年8月 获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人类学硕士学位，2000年6月获俄亥俄州立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2000年5月～2004年8月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人类营养学系博士后。先后担任西安交通大学讲师、俄亥俄州立大学东亚研究中心行政助理 、俄亥俄州立大学人类学系助教、美国俄亥俄大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系访问教授、美国纽约州罗切斯特市CMC 公司高级文化咨询顾问、俄亥俄州立大学人类学系客座教授等职，2007年10月被聘为云南财经大学应用人类学学学科首席教授，负责组建跨学科的社会与经济行为研究中心。在美期间， 参与并共同主持了美国农业部资助的三个跨学科、跨州的食品安全研究项目。在《美国营养学协会杂志》等刊物独立或合著发表论文多篇，其中6篇被SCI收录；共同主编《西方人文社科前沿述评：人类学》；独立或参与完成中文及英文教材9部；主要研究方向应用人类学，饮食、食品安全卫生行为与文化，发展人类学与文化旅游开发，宗教与仪式，人类学研究方法与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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